区域国别学@SISU ┆ 上外学者汪段泳:意外闯入田野,调查手脚并重
编者按
作为国内首个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高校,上外鼓励师生放眼世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砥砺成长,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海外田野调查。
近期,上外联合《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报道了上外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汪段泳在阿富汗做田野考察的经历,在他看来,随着田野调查步步推进,当越来越多的“违和”被发现,离真相或许也就越来越近。今天,我们通过原创视频和文字,讲述更多关于他的故事……“一头撞到了非洲去”
2018年,在吉布提进行田野调查时坐在皮卡车后斗上向盐湖进发
(赵裴 摄)
“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这第一次非洲之旅在学术活动上算什么性质,直到回来后在本校第一场‘汉堡视界’座谈会上和师生们分享见闻,当场被一位真正的田野专家诘问,就是以做苗寨民族志闻名的余华教授,后来又被之‘诱导’,这才知道原来我这就算是‘田野调查’了。其实对我来说,这趟初行非洲基本是个偶然事件,很有个‘脚踩西瓜皮’的感觉。当时也没想到,后来会在这条‘不归路’上越滑越远。”汪老师笑着说道。
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过去了十一年有奇。其间,汪段泳先后走过了埃及、安哥拉、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十数个非洲国家,加起来在这块外界对之充满奇幻想象的大陆上生活了将近四年。两年多前疫情正炽时,又辗转赴巴基斯坦开启新的田野调查项目。最近一年多来,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局势剧变后的阿富汗。
田野调查无坦途
采访中,汪段泳一直在为田野调查“去浪漫化”:“我有时会和同行交流,你有没有被当地人敲诈、欺负、虐待过?有没有被歹徒拿刀劫持过?有没有在贫民窟路边摊买过吃的?有没有在荒郊野外喝过土坑里的脏水?如果都没有,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们对田野调查的认识或许不太一样。”当然,汪段泳再三强调,以上四问仅仅是基于其个人在非洲、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狭隘经验,并不具有科学性,更不具普遍意义。
在阿富汗山区颠簸赶路,车辆出故障成常态。最险的一次是野车刹车完全失灵。周边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最近的修车点也在百公里外。“求援脱困的时间远超预期。尽管车上有饮用水和食品,但还是不够。”他说,这时就不能太讲究,只要没有肉眼可见的污浊,泥塘里的水也要喝下去,“最重要的是保持体力能干活。如果还要保持国内卫生习惯,就田野工作而言是不适合的。”
即便回到喀布尔城内,生活也相当艰苦。阿富汗长年电力缺口达50%以上,最近由于经济形势恶化,向外购电能力进一步下降。即便条件较好社区,从凌晨一直停到下午也属正常。做饭的意义早已超过填饱肚子,“经验告诉我,在海外哪怕能烧出一个不糊锅的中国菜,也就可以在当地华人圈迅速拓展人脉了。”说到这里,汪段泳笑了。“住在酒店里的大部分是华人和中国人,袭击就从我头顶上的隔壁房间开始。”密集的枪声持续了约三、四十分钟,中间夹杂着大小不一的爆炸声,疑似来自手雷和炸弹。后来还出现了更大的爆炸,把整层楼的窗户都震飞了。从枪响到被解救,他度过了约两小时。
12月13日,作为喀布尔酒店爆炸亲历者接受东方卫视连线采访
尽管在多年来的海外田野调查过程中,亲身经历险境的情况不在少数,但汪段泳依然认为,即便越来越多人给田野调查戴上耀眼光环,保证人身安全应是任何工作的前提,田野调查不应以进入风险地区为选择调研地域的标准,更绝不应以获取风险信息、感知风险过程为研究目标。这位经济学博士看来,每个人的行为都要有明确边界,不要产生“负外部性”。
发现之旅
这些年,汪段泳的田野调查既是惊险之旅,也是发现之旅。
刚到喀布尔几天,他就被路口检查的塔利班警察扣留并带到小黑屋。之后他通过交流发现,这位警察是当地一所名校的农学毕业生,还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这与外界对塔利班的固有印象不同,汪段泳于是壮起胆子和对方聊了起来。
“他主动介绍阿富汗农业发展情况。我读硕士时也学过农学课程,这次阿富汗之行前也做过功课,就指出对方一些错误。”汪段泳回忆,等聊到兴头时,这名警察还请他为自己写封来华深造的推荐信。2022年9月,在喀布尔郊外拾荒村进行田野调查
名校学生为何会当塔利班警察,背后有没有这个国家深层次的原因?每段类似的小插曲,往往能为了解这个神秘国家打开一扇窗户。于是,随着田野调查步步推进,当越来越多的“违和”被发现,离真相或许也就越来越近。
在研究方法学习方面,汪段泳认为自己一直受益于诸多师友的提点和指教。如在田野调查方法的科学功用方面,受精研社会科学方法应用的同事马骏老师启发,汪段泳同意做田野调查其实是证实或证伪过程的一种现场应用。打个比方说,导致一个事件发生的因果链条在理论上可能存在多种,但在真实世界中实际起作用的通常只是其中几种甚至仅一种。在不少情况下,只有贴近现场观察,才能发现究竟是哪一种或哪几种在起作用,甚至还可能会发现有事先未知的因果链。这种基于文献又超越文献的现场求证,和逻辑严谨的案头推导一样,应遵循基本科学规律的要求规范作业,只有始终严守严格严谨严肃的工作态度,保持田野调查内容的稳定信度,才有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效度。2022年9月,在喀布尔召开的中-阿-巴经济合作研讨会上
作为唯一中国学者作学术报告
1:20
“田野调查不应该被过度迷信甚至被神化。”汪段泳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并不比其它的研究方法更便捷、更高效,它的效用同样是建立在任何学术活动都应有的艰苦劳动的基础上。当大家都欣赏“田野”这个炫酷光环的时候,需知它只是“调查”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学术研究中调查工作的绝大部分,也是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艰苦程度要高得多的案头工作。
“十一年来得到的最重要经验之一是,田野和案头工作量的比重起码应是1:20。但相比前辈师友,这其实还远远不够。”他以两次去刚果(金)做田野调查为例。2011年,汪段泳和同事赵裴老师初次前往刚果(金)用时五十天,当时感觉所获颇丰。然而回来之后,问题很快显露——由于行前基本没有充分知识准备,汪段泳发现对自己的所获大部不能充分发掘其深层意义,不少甚至根本不能理解,只能后续大量恶补相关知识。2016年第二次前往当地,虽然只待了10天,但行前围绕课题读了167篇文献资料,涉及国际关系、投资贸易、自然科学等领域;回来后,根据现场发现补充了行业统计资料等大量数据,“艰苦的阅读和枯燥的数据分析,才是所有田野工作的基础。”由此可见,田野调查从来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相反,很多时候由于闯入陌生领域,探索过程就是“以无知求未知”,甚至是“摸不着头脑的摸索”。这一过程中,要想保持充分的常识感来应对不确定性,那准确掌握方法论尤为重要。这也就再次说明,探索和调查并非只发生在田野现场,而是需要平时不断案头积累,以提高自身素养。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目前被戴上了无数耀眼光环的田野调查,其实只是整个学术研究链条上的冰山小小一角,不能忘了它能浮出水面,基础是要付出更大量、更复杂、更艰苦、更漫长的学术准备。。
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的田野调查从不是让研究走上快速路的终南捷径,相反它需要准备更多知识、投入更大工作量、延展更长成果生产周期。现实情况是,一边是田野调查“变现”过程相当漫长;另一边是在知识半衰期迅速缩短的当下,学术体制要求学人快速成长,田野调查的性价比需精细计算。
而对于汪段泳来说,能得以长期在海外持续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是因为一直得到方方面面的鼎力相助。其中,他特别感念学校和学院始终如一给予他的实际支持。“以实际的制度创新以支持区域国别研究,给我在海外留下来做田野调查的空间,这种管理上的灵活性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为巨大的帮助。”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内首个将国别区域研究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高校,上外近年来逐步建立研学一体的“专业化”“特色化”田野育人机制,越来越多的师生希望投身海外田野调查,这让汪段泳倍感期待:“整个学术共同体队伍的繁荣壮大,也意味着学术生态环境在优化改善。关于田野调查,上外人已经自觉逐渐形成了共识和风气,相信未来大家会通过田野工作做出更多有价值的科研贡献。”
采访最后,我们谈到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汪段泳认为,研究的终极目标还是“活在当下”。所以,田野调查绝不是把他处看作是“人间动物园”或“历史试验场”,而是要时刻怀抱同理心与自省精神,视“他”为“我”,以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代入式观察,发现我们的过去、检视我们的现在、估测我们的未来。
他引用当代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的话来总结——“通过对他者的观察,来完成对自身的审视”。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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